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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年前 他們的身影

時間:2021-01-08 13:29  來源: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 字體大?。?a class="Big">放大 正常 縮小        瀏覽次數: 

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易舜

一元復始,萬象更新。

  元月,一年的第一個月。拂去舊年的塵埃,滿懷對新年新生活的憧憬,我們踏上新的征程。

  今天,當我們回望一百年前也就是1921年元月建黨歷史上那些重要人物時,請感受一種新的力量正在積蓄,將要噴薄而出。

  從北大紅樓到豐臺長辛店

  1921年元月,李大釗在北京。

  李大釗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,他是在三年前即1918年元月接手這份工作的,在他的努力下,北京大學圖書館從一所封閉式的藏書樓轉變為新型的現代圖書館。圖書館是現代大學最基本的配置,在豐富館藏書籍的同時,李大釗亦注意加強對圖書館的管理。

  1921年元月25日,《北大日刊》登載了《修正圖書館借書規則》。我們今天能在《李大釗全集》中讀到這篇文章。針對借書超期的情況,這份借書規則制定了相當嚴格的措施,其規定的借書期限比今日各大學要短,“教職員以十四日為度,學生以七日為度”,到期不還,除了要暫停借書權外,還要征收違約金,超期未滿七日者,“教職員每冊每日征收銅元六枚,學生每冊每日征收三枚”,這還只是中文圖書,西文圖書則要翻一番。

  我們可以推測,李大釗曾在自己的辦公室中草擬上述規則。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不久,北京大學紅樓落成,圖書館也隨之遷入。李大釗的辦公室,在紅樓一樓東南角。1920年10月,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就在這間辦公室中成立。在書齋之內,李大釗與同志們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中汲取養分;在書齋之外,李大釗與同志們將真理的力量帶給受苦受難的工人們。

  西距北大紅樓二十多公里處的豐臺長辛店,是李大釗與同志們從事工人運動的地方。1921年元月1日,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正式開學。長辛店是京漢鐵路北段的一個大站,當時聚集了工人三四千人,而且“很熱心很有見解的”。鄧中夏等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,參與了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的籌辦工作,李大釗也曾赴學校講學。

  一百年后,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舊址尚存。關于這所學校的辦學宗旨與教學內容,盡管留存資料十分有限,但也能獲知一二。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是為工人和工人子弟開辦的,學校簡章開宗明義,本校以“增進勞動者和勞動者的子弟完全知識,養成勞動者和勞動者的子弟高尚人格為宗旨”。工人白天上班,無法前來學習,補習學校為此開設了日班和夜班,日班為“勞動者的子弟”而設,夜班為“勞動者”而設,“夜班注重國文、法文、科學常識、社會常識、工場和鐵路知識”,前來就讀的學生,不僅不收學費,而且還會提供一些補助。

  對于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而言,這所學校是親近工人的一個途徑,一些革命的理念逐漸滲透到長辛店工人的思想意識中。1921年的勞動節,長辛店工人俱樂部成立,這顆北方勞動界的明星開始發光。

  書店中的一場聚會

  1921年元月,毛澤東在長沙。

  老長沙城一共有九座城門,靠近湘江的潮宗門內,有一條潮宗街。一百年前,潮宗街上有一家當時長沙城最先鋒的書店——文化書社。

  毛澤東是這家書店的創辦者之一,1920年7月31日,湖南《大公報》上登載了毛澤東執筆的《發起文化書社》,這是一篇讀來大感爽利的啟事,他寫道“沒有新文化由于沒有新思想,沒有新思想由于沒有新研究,沒有新研究由于沒有新材料。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于肚子饑荒,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。文化書社愿以最迅速、最簡便的方法,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,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”。

  今天我們還能見到文化書社留下來的一些廣告目錄。一百年前,這家書店出售的圖書包括羅素著、余家菊譯《羅素社會改造原理》,杜威著、胡適譯《杜威五大講演》,羅素和杜威在書社成立前曾訪問中國,成為當時中國知識界熱烈討論的兩位外國學者,當然書社更少不了介紹馬克思主義、俄國革命的書籍,如馬爾西著、李漢俊譯《馬格斯資本論入門》(馬格斯即馬克思,為尊重原文起見,本文凡引用處皆不修改),蘭姆塞著《旅俄六周見聞記》等。

  文化書社是一群“互相了解完全信得心過的人”發起與運營的,這群人此前還結成了新民學會。在毛澤東、何叔衡等人的積極活動下,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學會的先進分子中秘密誕生。

  1921年元月1日,新民學會在文化書社舉行會員新年大會。這一天,“大雪滿城,寒光絢爛,景象簇新”,書社內,同儕難得相聚,大家熱烈討論,這場會員新年大會一連持續了三天。

  在會前發給會員的啟事中,一共舉出了十四個在會上討論的題目,但其中最重要者,是“新民學會應以甚么作共同目的”。幸好《新民學會會務報告(第二號)》對這次會議作了十分詳細的記錄,我們能直接讀到各位與會者的發言。

  新民學會成立后,組織了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國勤工儉學,他們曾在巴黎聚會,主張以“改造中國與世界”為學會共同目的。在元月1日的會上,大家在“改造”還是“改良”上存在分歧,毛澤東發言:“現在國中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,顯然有兩派主張:一派主張改造,一派則主張改良。前者如陳獨秀諸人,后者如梁啟超張東蓀諸人”。他認為“改良是補綴辦法,應主張大規模改造”,至于改造的方法,他贊成俄式的方法。元月1日的討論沒有表決,次日大家以起立的方式,表決通過了新民學會會員應以“改造中國與世界”為共同目的。

  1921年元月16日,這天是臘八節,新民學會在長沙的會友,再次相聚在文化書社。大家暢談對未來生活的規劃。毛澤東說自己“愿做的工作:一教書,一新聞記者,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”,腦力工作之外,他還“想學一宗用體力的工作”,因為“這種工作學好了,對世界任何地方跑,均可得食”。這場聚會上,大家都談到了自己的金錢觀、消費觀,何叔衡說“不正當的發財法子,無論如何,不愿意干”,毛澤東亦表示“至于消費,贊成簡單,反對奢泰”。

  1921年,毛澤東28歲。新民學會的會友,除了何叔衡年紀大些外,基本都是同齡人。在文化書社這方天地中,他們揮灑青春的激情,關心著腳下的這片土地與這顆星球,這正是“恰同學少年,風華正茂;書生意氣,揮斥方遒”。

  《新青年》同人的聚散

  1921年元月,《新青年》第八卷第五號在上海出版發行。

  這期《新青年》的封面圖片,是圓形的地球上有一雙緊握的手。打開目錄,許多熟悉的名字映入眼簾。第一篇文章是周建人的《達爾文主義》,周建人是魯迅三弟,是一位自學成才的科學家,達爾文的進化論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是一股強大的思潮,影響所及,早已超出了生物學的范疇。其實,周氏三兄弟與《新青年》的關系都很緊密,魯迅有許多文學作品首發在《新青年》上,周作人亦利用這一平臺介紹外國文學、宣揚自己的新文學主張,這一期便有周作人的《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》。

  這期詩歌欄目一共登載了五首詩,來自兩位作者——俞平伯與胡適,中國白話詩的兩位先驅。這期最后還刊登了《文學研究會宣言》,這是1921年元月成立的一個文學社團,發起人一共有鄭振鐸、許地山、沈雁冰等12人。

  這期的重頭文章是李達的《馬克思還原》,文末稱贊列寧“能將馬克思主義的真相闡明表彰出來,善于應用,這便是列寧的偉大,世人都要拜服的”。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后,中國的進步青年對那里發生的一切都極有興趣,《新青年》從1920年第八卷第一號起,開設“俄羅斯研究”專欄,第八卷第五號又發表了四篇譯作,關注到了俄國女工的狀況、俄國的社會教育,其中一篇《勞農俄國底勞動聯合》是由陳望道翻譯的。

  陳望道在1920年剛剛出版了《共產黨宣言》的譯本,這是中國第一個公開出版的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文全譯本。陳望道翻譯《共產黨宣言》,被魯迅評為“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”,而“真理的味道有點甜”的故事,則至今仍是美談。

  陳獨秀1920年底從上海去廣州前,請陳望道負責《新青年》的編輯工作,并邀李達、李漢俊、沈雁冰進入編輯部。沈雁冰,也就是前述文學研究會的創建者之一,這個名字也許有些陌生,1927年當他發表《幻滅》時,用了一個筆名——茅盾。

  在這一期《新青年》背后,是《新青年》同人無可避免的分化。在1921年元月致陳獨秀的一封信中,胡適批評現在的《新青年》雜志“色彩過于鮮明”。這色彩是什么色彩?在之后寫給陳望道的一張明信片上,胡適的措辭相當直接:“我不是反對你編輯《新青年》,而是反對你把《新青年》用作宣傳共產主義之用。”胡適向同人提出三條《新青年》的出路:要么暫停;要么對內容進行調整,“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,聲明不談政治”;要么在《新青年》之外,“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志”。此前,胡適與李大釗已經就“問題與主義”展開了相當激烈的論爭,胡適說要“多研究些問題,少談些主義”,李大釗針鋒相對,說自己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。既然大家所信的主義、所擇的道路已不同,又何必強撐局面,事情終于朝著第三條路發展。

  《新青年》在上海的編輯部,就是陳獨秀的寓所,地址在今南昌路100弄2號。1920年8月,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這座石庫門建筑中正式成立,一個月后,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將《新青年》改為黨的公開理論刊物,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。

  從《新青年》編輯部舊址向東走大約十分鐘,就到了當時李漢俊住的地方,他和自己的哥哥李書城住在一起。李書城租下了望志路106號、108號兩戶并且打通,樓上是臥室,樓下是客廳。

  半年之后,十三位來自大江南北的先進的中國人,相會在106號狹小的客廳中。

  客廳雖小,而他們的夢想很大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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