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頁 > 廉政廣角 > 工作札記

莊嚴先生與故宮文物南遷

時間:2020-07-13 07:40  來源: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 字體大?。?a class="Big">放大 正常 縮小        瀏覽次數: 

    一

  莊靈先生把他的名片遞給我,名字是手寫體,端莊秀美。

  我脫口而出:“瘦金體!”

  徽宗的瘦金體,我獨愛的一種書體。我在《故宮的古物之美2》里,把它當作一種很險的字體,只有很少的人能夠險中求勝,宋徽宗這位輸掉了江山的失敗者,在書法上卻是獨步古今的最大贏家。

  端詳著名片上的瘦金體,我問莊靈先生:“您寫的?”

  莊先生回答:“家父寫的,莊靈兩個字,是我從家父的書法中集的字。”

  原來是莊嚴先生的字。莊嚴先生,本名莊尚嚴,字慕陵,號六一翁,192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,進清室善后委員會做清點故宮文物的工作,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后,在故宮博物院工作,用他自己話說,叫“宣統出宮我入宮”。

  莊嚴先生的書法,在他的公子莊靈先生的名片上,我是第一次見到。我曾讀過蔣勛先生對莊嚴先生的書法的評價,寫到這里,找來一看,原話是這樣:

  “他寫瘦金體,執筆很緊,筆筆出鋒,筆鋒尾端卻不像宋徽宗那么剛硬銳利,少了帝王的富貴華麗,多了一份文人的飄逸瀟灑。”(蔣勛:《手帖》,第224頁,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17年版)

  那一代故宮人,幾乎個個是書法家。馬衡先生,字叔平,曾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,1924年為清室善后委員會成員,故宮博物院成立后任古物館副館長,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易培基被迫辭職后,任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。從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電報公文上,我經??梢钥吹今R衡先生的行書手跡,流暢中見靜穆沉穩,但作為金石學家,他最鐘情于篆書,王國維、錢玄同、劉半農紀念碑上的碑額篆字,皆為馬衡先生親題,氣息古雅,線條工穩,如他自己所說:“不樸不華是謂真”。難怪周作人一篇回憶馬衡先生的文章里稱贊他待人謙恭,“既衡且平”,人如其名。

  名片上小小的瘦金體字,令莊嚴先生一身長衫、瘦削溫靜的身影如在眼前。我沒有見過莊嚴先生,只見過他的舊照片。他的影像里,藏著那代人特有的儒雅與風度。

  他一生都很瘦,讓我感覺手無縛雞之力,但就是這瘦弱書生,在抗戰時期,把一萬多箱故宮古物從北平一路搬到大西南,其中就包括馬衡先生、莊嚴先生最看重的十具石鼓,使它們免于戰火之患,為中華文化保存了血脈。他們的身體里,藏著無法估量的力量。

  與莊靈先生相遇,是在故宮博物院西華門內的寶蘊樓。這座1915年建成的西式樓房,曾用作“古物陳列所”的文物庫房。1933年開始的文物南遷,許多古物就是從這里出發的。2018年,我們在寶蘊樓開“國家記憶——故宮文物南遷史跡調研成果交流匯報會”,來自臺北的莊靈先生是受邀嘉賓之一。1938年出生于南遷路上的莊靈先生,那一年剛好八十周歲。但他身板很直,聲音洪亮,說標準國語,性格開朗明亮。從那以后,我們多次見面,成了忘年交。

  我們開會的寶蘊樓,二樓已被布置成故宮博物院院史陳列室。里面有莊嚴先生的照片,也有莊靈先生的照片。那是1947年在重慶南溫泉,故宮博物院南遷人員和他們的家眷們,聞聽抗戰勝利的消息,知道回家的日子終于到了,興奮之余,拍了一張大合影。那時的莊靈先生只有九歲。八十歲的莊靈輕輕走到照片前,與九歲的自己對視,默然無語。

  

  博物院成立之初進入故宮的,如李宗侗先生(故宮博物院秘書長)、馬衡先生(古物館副館長)、沈兼士先生(文獻館副館長)等皆為北大教授,莊嚴先生、歐陽道達先生、張庭濟先生、單士元先生等則是學生輩。這兩代人的到來,一掃舊宮殿里的陳腐之氣,把考古學、文獻學這些“五四”以來的新興學科帶入剛剛成立的故宮博物院,成為故宮博物院學術事業的奠基人。從那時起,篳路藍縷,薪火相傳,一直延續到今天。

  馬衡先生很幽默,周作人回憶他的一件事:馬衡在北大講“金石學”,帶學生去故宮看商周青銅器。學生問他:“何以知道是真的?”馬衡說:“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,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。”學生又問:“那么,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?”馬衡說:“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,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!”(余世存:《非常道Ⅱ·循行廿九》)

  1928年9月,《故宮博物院組織法》公布,故宮博物院直屬于國民政府,內部組織分“兩處三館”,即:秘書處、總務處、古物館、圖書館、文獻館。10月,故宮博物院第一屆理事會名單公布,除蔡元培、李煜瀛、易培基、馬衡、李宗侗這些故宮博物院創始人員以外,還包含了當時幾乎所有的政界要人,他們是:蔣中正、汪精衛、宋子文、張學良、馮玉祥、閻錫山、胡漢民、何應欽、于右任、李烈鈞、熊希齡……

  故宮博物院成立后的第六年,日本人侵占中國東北。

  1933年元旦是在動蕩不安中度過的,就在這天夜里,日軍向山海關發起攻擊,次日占領山海關,全面入侵熱河省。

  1月8日,行政院代理院長宋子文簽署行政院訓令,決議故宮古物運送上海保存。31日,國民政府行政院下達第四六五號密令,令故宮博物院迅速起運古物。(《行政院密令(字第四六五號)》,《故宮博物院·古物保管類》第62卷第7-8頁)

  宋子文說:“國亡尚有復國之日,文化一亡,則永無補救”。(劉楠楠、蔡全周、龐璐:《故宮博物院古物南遷各方來往函電一組》,《民國檔案》2004年第3期)

  古物裝箱的責任,落到了莊嚴先生身上?;貞洰斈隇楣盼镅b箱的經歷,他覺得最難裝的,就是那十件石鼓。

  那十件先秦石鼓,又稱陳倉石鼓,原本藏在國子監的兩廡,身為金石學家的馬衡先生,對這十件石鼓有著特殊的責任感,后來寫了一本《石鼓為秦刻石考》,認為不應稱其為“石鼓”,而應稱為“秦刻石”。但“石鼓”之名,已約定俗成。石鼓共十只,每只皆為高二尺、直徑一尺多、重約一噸的花崗石,在每個石鼓上面都鐫刻有文字,因銘文記述了當時游獵、行樂的盛況,所以又被稱為《獵碣》。

  石鼓文以四言詩寫成,記述了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一段為后人所不知的歷史,內容涉及政治、外交、祭祀等,風格情調與《詩經》相似,是《詩經》之外的又一敘事史詩,上面刻寫的“石鼓文”(大篆)是中國最古老的石刻文字,它上承秦國書風,被稱為篆書之祖,與同時期金文(銘鑄在青銅器上的文字)相比,動感更加強烈,康有為形容它“如金鈿委地,芝草團云,不須整就,自有奇采”。石鼓上原有七百多字,目前僅存二百余字,一字可抵萬金,所以康有為稱它為“中華第一古物”。

  第一批古物運走以后,莊嚴先生得到密令,讓他將十件石鼓裝箱,與故宮文物一起南運。

  莊嚴先生后來回憶說:“裝箱最困難的事不外三種:一是大;二是重;三是薄。”“石鼓兼有了此三大困難,每鼓重逾一噸,鼓的本身,雖不甚高,可是包裹以后,木箱高過人身。關于薄的問題,不要以為既稱石鼓,決不至于薄,豈知鼓上有文字地方,經過數千年來,風吹、日曬、雨淋,已經侵蝕不堪,受創最重者,為千百年來長期打拓,以致刻石之處,石質表面多凸裂有縫隙,如受外面壓力磨擦過大,就有脫落可能。”(莊嚴:《前生造定故宮緣》,第192頁,北京:紫禁城出版社,2006年版)

  莊嚴先生面對石鼓冥思苦想,他看到石鼓出土千年來歷代人士捶打拓片,已有許多裂縫,再不能受力,實在是不敢下手。他于是去了達古齋,去找北平著名收藏家霍保祿先生,霍保祿先生面授機宜,他學到了包裝石鼓的密方。

  石鼓打包程序應該是這樣的:先要用極薄極軟的棉紙蘸水浸濕,然后用鑷子把濕軟的棉紙塞進石鼓的裂縫里,這一步就花了近一個月。然后再用薄棉花層層覆裹,一直包上四五層之多;再用漿糊黏好,用細麻繩捆扎停當:而后外面再用厚棉紙裱糊妥貼,用粗麻繩捆牢,最后再在外面包上三四層之多的棉被,并且用粗麻繩扎緊。這時候,每一個石鼓已經變成了比原來體積大上一倍有余的龐然巨物。完成了這一步工作之后,再把每一包大石鼓裝進定做的木箱,塞緊釘牢之后,外面再用稻草覆蓋,然后用鋼條綁扎封死,這樣才算完成了石鼓的包裝工作。

  出發前,郭葆昌先生請馬衡、徐森玉(時任古物館館長)、莊嚴幾人到秦老胡同的家中吃火鍋。郭葆昌先生曾是袁世凱的親信,當時北平著名的收藏家,他的宅邸,名叫觶齋。飯后展示了他收藏的兩件書法珍寶,一件是王獻之《中秋帖》,另一件是王珣《伯遠帖》。本書前面說過,當年乾隆在養心殿三希堂存有三件晉人法帖,分別是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、王獻之《中秋帖》和王珣《伯遠帖》,萬暇之機,常常伏案把玩,愛不釋手。沒想到子孫敗家,到溥儀手上,一部分被轉出宮外,一部分被賣到宮外?!吨星锾泛汀恫h帖》是被瑾妃偷取,遣人賣給后門外的古玩店——品古齋,后來納入郭葆昌先生之手。莊嚴先生說:“三希帖為人間至寶,人世間眾生蕓蕓,幾人能有機緣親臨目睹一面,而他個人居然獨擁其二,實在值得自負。”(莊嚴:《前生造定故宮緣》,第248頁)唯一遺憾的是,乾隆至愛的“三希”,從此分家。

  三

  莊嚴先生和故宮同仁一起,帶著所有不可能搬走、又必須搬走的古物,去了上海,去了南京,入藏專門為故宮修建的朝天門庫房,又在南京大屠殺之前把它們搶運出來,分北、中、南三路西遷,莊嚴先生走的是南路,他和同事們帶著古物,與頭頂的日本轟炸機搶時間,經武漢、長沙、桂林,一路搬到了貴陽,莊嚴先生第四子莊靈先生,就在此時出生。

  莊靈先生在遙遠的貴州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時代,他回憶說:“貴州原本窮困,戰時物資缺乏,人民生活更是艱苦。那時父親和同事的薪水常常無法按時匯到,為此母親還得每天走好幾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學去教國文(母親是北平女師大的畢業生),以貼補家計。”“當時吃的都是摻雜著谷殼稗子和石粒的‘八寶飯’,下飯的菜主要是靠辣椒粉和醬油;穿的衣服全是補??;書籍都是用發黃的毛邊紙印的;而晚上全家人看書和做功課,桌上只有一盞燃燒菜油和燈芯草的‘燈碗’……”(莊靈:《父親莊嚴與南遷國寶的故事》,原載《中國科學探險》,2005年第9期)

  我看過他們在異鄉拍下的照片,生逢亂世,人若飄蓬,表情卻是那么靜穆端莊,內心那么篤實堅定,看不出絲毫的倉皇疲憊、悵惘傷感。他們運載的那些古物,沉沉地壓在他們心底,給了他們信心,讓他們的內心變得沉實安穩。他們衣履簡陋,捉襟見肘,表情里卻蘊藏著無限的驕傲。他們知道,這樣一個創造出燦爛文化的民族,是不可能被打敗的。

  他們從長城腳下的北京城出發,過黃河,過長江,又溯長江而上,到岷江,到云貴。他們從江河到江河,從平原(華北平原)又到平原(成都平原),十年八載,千里萬里,他們的生命力,并沒有在道途中有所減損,而是仿佛得到了山河大地、歷史文明的滋養,使筋骨血肉變得愈發堅韌茁壯。

  其實,他們在護佑古物,古物也在護佑著他們。莊靈先生說:“天氣好的時候,父親和故宮同仁常會開箱,把容易受潮的字畫分批取出,在廣場上攤開曬晾;這時我們都會好奇地在一旁觀看,父親便乘機將有關名畫的內容和作者,講給我們聽,讓我們對于這些歷代名跡,開始留下深刻的印象……”(莊靈:《父親莊嚴與南遷國寶的故事》)

  他們的成長環境,是那樣的艱苦,又是那樣豐饒,那樣得天獨厚。他們的少年心,也會變得像王羲之的書法一樣舒展自如,健壯豐美。莊嚴先生的四位公子——莊申、莊因、莊喆、莊靈,后來皆卓有成就——莊申先生成為享譽國際的中國藝術史專家、香港大學藝術系的創始人,莊因先生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、著名作家,莊喆先生是著名畫家,莊靈先生是著名攝影家。藝術四門類,四兄弟各持一門,相得益彰。少年苦寒的歲月里,故宮文化的滋養是寂然無聲的,卻在他們的精神里注入了超凡的品質,足以讓他們創造出屬于自己的生命傳奇。

  馬衡、莊嚴先生最牽掛的那十具石鼓,則跟隨那志良、梁廷煒、吳玉璋等先生踏上文物西遷的北路,先由火車裝載,由津浦線轉隴海線到寶雞,在寶雞換汽車,在大雪中翻越秦嶺,經過四十八天,把北路古物全部運到四川漢中,再進入成都。

  車過劍門關時,那志良先生看到古棧道殘跡,忽然間想起五代曹伯啟的《南鄉子》,詞曰:“蜀道古來難,數日驅馳興已闌。石棧天梯三百尺,危欄,應被旁人畫里看。兩握不曾干,俯瞰飛流過石灘。到晚才知身是我,平安,孤館清燈夜更寒。”

  1945年10月,那志良先生請歐陽道達先生用他莊重謹嚴的碑體,將這首詞寫成中堂,來紀念他艱難的西遷歲月。整整一個甲子之后,那志良先生的兒媳王淑芳將這幅中堂捐獻給故宮博物院。

  我想起莊嚴先生作為清室善后委員會的成員清點清宮古物時,看到一些宮殿的墻上掛著“九九消寒圖”。“九九消寒圖”上用端莊的楷書寫著: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”,九個雙勾字,每個字(繁體字)九劃,后妃們每天填寫一筆,從“入九”第一天,一直寫到“九九”的最后一天,剛好九九八十一天。把這九個字全部填寫完,冬天就過去了,春天就不再遠了。

  在我看來,“珍重待春風”的“珍”字,可以用來代表珍寶;而“重”字,不只可以指重量,也剛好是“千”“里”二字的組合。于是,這“九九消寒圖”里,居然含納著世間萬物,有時間,也有空間,甚至暗含著古物南遷路途的山高水長、氣象千萬。

  千里珍重,道出了他們的艱辛,也是對他們的祈愿。

  忘記了哪位南遷人員的后輩講過,他們小時候練毛筆字,就是用“九九消寒圖”來描紅,其實也是一種有趣的填字游戲,筆劃回轉間,寄托著他們對故都與故宮的無盡思念。填滿十二張“九九消寒圖”(從1933年開始南遷到1945年日本戰敗,剛好經過了十二地支: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),他們就該回來了。

  四

  1947年,古物向南京集中,石鼓走陸路,其余走水路。運石鼓的卡車,由那志良領隊,從重慶出發,經江西、安徽、江蘇到南京。6月,在綦江,一輛車控制前輪的“拉竿”斷了,車子失控,司機為讓汽車停下,故意撞到一棵樹上,結果車子翻倒,所幸石鼓份量很重,停在了原地,沒有滾下懸崖,而且包扎嚴實,毫無損傷,司機也安然無恙。

  1948年底,三大戰役打響,共產黨摧枯拉朽,國民黨兵敗如山倒。12月2日清晨,莊嚴先生隨772箱古物(其中故宮博物院320箱)登上“中鼎號”登陸艦,從南京下關碼頭出發,駛向臺灣基隆港。此后又有“海滬輪”裝載3502箱古物(其中故宮博物院1680箱),“昆侖號”運輸艦運載1248箱文物(其中故宮博物院972箱)駛去臺灣?!犊煅r晴帖》隨著這不到三船的古物,飄去了臺灣。

  故宮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南遷古物(如加上隨故宮古物一同南遷的古物陳列所、中央研究院、頤和園、國子監等單位古物,共為19816箱72包15件13扎)中,運臺古物有2972箱(含故宮博物院、古物陳列所、中央研究院、頤和園、國子監等單位古物)。有人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大部分去了臺灣,純屬不實之言。

  孩子們問:“臺灣,是什么地方???”

  莊嚴先生說:臺灣就是一個海島,自古都是中國的土地,后來被日本占據了,現在又是我們的了。(參見莊因:《漂流的歲月——故宮國寶南遷與我的成長·棲遲天涯》,第53頁,天津:百花文藝出版社,2012年版)

  這是一次不知歸程的遠行,臨行時,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徐森玉先生拉住弟子莊嚴的手,說:“文物要分開了,從今以后,我負責看管一半,你負責看管另一半。你要代我到臺灣去,看管好這批家當。”

  莊嚴點頭:“先生放心,人在文物在。”(馬思猛:《金石夢 故宮情——我心中的爺爺馬衡》,第233頁,北京:國家圖書館出版社,2009年版)

  莊嚴的諾言,是何等的莊嚴。赴臺古物幾經輾轉,于1950年匯聚在臺中霧峰北溝,為了能夠在那悶熱多雨的孤島上保護好那批古物,于1965年在外雙溪專門建成一座臺北故宮博物院,用于庋藏從大陸遷臺的古物。

  莊靈先生給我看過一張照片,是蔣中正與宋美齡前往北溝參觀故宮古物后與工作人員的合影。杭立武先生的太太身上穿的旗袍是剛剛從洗衣店取回的,匆忙中,洗衣店的條子竟然忘記撕掉,她就帶著洗衣條與蔣先生夫婦合了影,這是我一再放大照片后發現的,而照片中的人物,都沒有注意到這一細節,在鏡頭前依舊滿面春風。這一小小破綻,反而透露出歷史的真切與親切。

  就在部分古物運臺的同時,行政院致電馬衡,欲將北平故宮博物院中未曾南遷的古物運往臺灣,為了阻止這批古物赴臺,馬衡采取了一個戰術,那就是拖,一直拖到解放軍入城,拖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。

  莊嚴、那志良等故宮同仁赴臺之后,他們曾經奔走的這塊土地,成立了新的共和國,在北京,一個開放闊大的人民廣場取代舊皇宮構成了城市的主題。1950年1月,存于南京、未及運往臺灣的南遷古物1500箱以火車運回北京,其中就包括那十具石鼓。馬衡院長在1月24日記中寫:“參加接運委員會討論路線問題,余主張由西車站經過中山公園橋入天安門、端門、午門,東經協和門南而入新左門,孟憲臣勘路回,謂天安門內路極不平,不如入東華門,余亦不堅持。下午冶秋來,同看中和殿,以儲石鼓,冶秋同意。”(《馬衡日記——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宮》,第111頁,北京:紫禁城出版社,2006年版)

  1953年和1958年,存放南京的古物繼續北運,分別為716箱和4037箱,至此,除了去臺文物和留在南京的一部分古物(2176箱,現存南京博物院),南遷古物全部回到了它們的出發地。從1933年第一輛南遷卡車駛出午門,已經過去了整整二十五年。

  那些1933年留在北平,沒有來得及被帶走的古物,在北平淪陷的八年,一直蜇伏在故宮博物院,像冬眠的松鼠,等待著生命的復活。1942年,日偽接收故宮博物院,試圖劫走故宮內的銅缸制造炮彈子彈,因故宮博物院留守人員(其中包括偽“華北政務委員會”強行任命的代理院長祝書元、南遷時奉命留守北平的行政處長張庭濟等)與日本人周旋斗爭,先交出散落于各院落無號又殘破的銅缸銅炮等近二千斤,在日軍威逼下,又“以次充好”,交出“既無款識又不能斷定時代”的銅缸54口,這些銅缸被運走后,至今杳無音訊。1944年,日軍從故宮劫走銅燈亭91座、銅炮一尊,還沒來得及運往本土,日本就宣告投降了,這批古物也被從天津追回。(參見童永紀:《日本侵略軍強索故宮銅缸充軍需》,原載《北京檔案》,2006年第9期;劉楠楠:《張庭濟與淪陷時期的故宮博物院》,原載《中國檔案》,2018年第4期)

  1945年10月10日,華北日軍投降儀式在太和殿廣場舉行,華北日軍最高指揮官根本博中將等行至受降臺前肅立,向中國軍隊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行禮,在投降書上簽字蓋章,并交出了他們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戰刀。這一天,剛好是故宮博物院成立二十周年。

  1949年陽春三月,隨著北平市軍管會接管故宮博物院,這批留平古物也回到人民懷抱。

  接管儀式也是在太和殿舉行,羅歌宣布請軍代表尹達講話,尹達疾步登上皇帝寶座,大聲說道:“幾百年來,只有皇帝才能登上這個寶座?,F在,我作為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故宮博物院的軍代表,也登上這個寶座。有人說,老百姓登上寶座,會頭暈,會掉下來的。今天,我的頭并不暈,也掉不下來。這是為什么呢?因為人民當家做主了,人民成為主人了?,F在,我宣布:正式接管故宮,馬衡院長還是院長,全體工作人員原職原薪。從今天起,故宮新生了……”(馬思猛:《金石夢 故宮情——我心中的爺爺馬衡》,第241頁)

  1980年,莊嚴先生在臺北榮民總院謝世,享年82歲。臨終前,他有一個欣慰,一個遺憾。欣慰的是,自從1948年與石鼓分手后,他一直惦記著石鼓保存的情形,后來兒子莊申自香港轉來一篇葉恭綽先生文章,說石鼓回到北京開箱時,“氈棉包裹多重,原石絲毫無損”(葉恭綽:《石鼓歸京在故宮》,轉引自莊嚴:《前生造定故宮緣》,第194頁),終于一塊石頭落了地,那石頭,就是石鼓;而他遺憾的,是沒有讓“三希”重新團圓。

  莊嚴先生彌留之際,嘴里反復念叨著兩個字,聲音微弱含混,身邊的人都聽不清楚。莊靈先生湊到他的口邊,反復聆聽,終于聽清了那兩個字:

  北平。

  五

  2018年5月,莊靈先生從臺北飛到北京,參加故宮研究院故宮文物南遷研究所和影視研究所共同舉辦的“場所精神:故宮文物南遷遺址保護與活化的實踐之道”學術研討會。會議之余,他執意要去石鼓館看看,我知道,他是代他父親去看。他要走很遠,從舉行會議的建福宮,一直走到寧壽宮的石鼓館。但他走過南遷路,又跨海而來,這最后一公里,物理距離無論如何談不上遠,只是由于某些因素,他等待了大半生。

  遺憾的是,那一天,石鼓館閉館,老人的臉上寫滿了遺憾。11月,北京最美的季節,我們舉行了關于故宮文物南遷的第二次學術會議,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個會議,莊靈先生又如約而至,這一次,我和南遷所副所長徐婉玲一起陪同莊靈先生去了石鼓館,一進館,就看見那十具粗樸的石鼓,仿佛自天外隕落的巨石,億萬斯年,一直在這里等候。蒼老的字跡,還停在秦穆公的時代里,帶我們回到了我們民族文字的初始。

  莊靈先生在石鼓前站了很久,表情靜穆如石。

  我猜,他可能會想他的父親,他自己的童年,或者,更久遠的歲月洪荒。(祝勇)

XXXXXX性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