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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振川:西北是根 長安是魂

時間:2020-06-17 13:37  來源:光明日報  字體大?。?a class="Big">放大 正常 縮小        瀏覽次數: 

    趙振川,1944年生于西安,祖籍河北省束鹿縣,國家一級美術師,中國畫學會副會長,文化部藝術發展中心中國畫創作研究院副院長。北京大學藝術學院中國畫高級研修班導師,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。國務院授予“突出貢獻專家”稱號。

  父親、老師、師兄,都已經離開趙振川先生很多年了,而當年的小娃娃也已年近八旬,但趙振川沒有停下畫筆,沒有停下腳步,沒有停下追尋筆墨的心。如今,他的畫室如同當年父親的一樣熱鬧,不斷有學生、朋友來訪……一切仿佛又回到一個原點,而更可慰的是,那顆熱愛生活、扎根生活的初心始終沒變。也許,藝術的傳承就是如此,前輩牽著晚輩的手,走到一站,揮手告別,未來的路,會有新的年輕人在等待接棒。

  2019年,秋日的西安,微雨,一種懷舊的天色覆蓋著這個十三朝古都,對著名畫家趙振川先生的采訪是在他的家中。泡上茶,待熱氣裊裊升騰,突然聽到蟈蟈的叫聲從某個角落傳來,看來屬于它的季節尚未過去。

  趙振川剛從祁連山回來,“逛山”是他最大的業余愛好。到山里、到鄉下,到老農民家中,最有意思。遇到年齡相仿的老頭兒,他特別愿意跟他們聊聊天,“這是回味人生很好的方式”。每一次去,山里都在發生變化。他最近到過潼關,昔日險峻異常的三省要沖之地,如今火車幾秒鐘就過去了,他感慨:“要塞只留下了一個名字。”

  時代和火車一樣,滾滾向前,趙振川從來不是一個抓著過去不放的人,但當回憶故去的那些人和事的時候,他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來處。

  談父親趙望云:人格非常強大,讓我浸泡在文化氛圍中

  “首先肯定要談父親,父親在人格上非常強大。”76歲的趙振川,是著名畫家趙望云之子。雖然父親已經去世40多年,但在兒子心中,依然高山仰止。

  在公開資料中,我們可以知道,趙望云出生于1906年,河北束鹿人,早年與王森然、李苦禪等組織吼虹藝術社,1937年創辦《抗戰畫刊》,創作面向生活,尤其擅長表現陜北山水和各族人民的勞動生活。

  但在趙振川的講述中,我們能看到一個“更生動”的趙望云。

  趙振川1944年出生在西安,出生不久,全家就搬到了糧道巷的一個小院兒,租的房子,有上房、東廂房、西廂房……是一個典型的北方院落。

  小院兒聽上去不小,可架不住人多。在趙振川記憶中,小時候家里永遠是人來人往,有學畫的、看畫的;吃飯的人也多,父親的學生黃胄、方濟眾、徐庶之,干脆就住到家里——不僅免費,還管伙食。

  趙望云的畫室在院子南面的門邊上,大人們在那兒畫畫,孩子們就混在中間玩。稍微記點兒事的趙振川知道,家里數畫室最熱鬧。趙望云是一個窮畫家,每年開兩個畫展,掙的錢才勉強夠維持生活。

  “父親從小教育我,要熱愛勞動,熱愛勞動人民。”趙振川記得,有一次,門外走過擔大糞的工人,小孩子嫌臭又調皮,捂著鼻子跑,一邊跑還一邊喊:“擔大糞的來啦!”父親看見了,嚴肅地叫住了趙振川說:“不許這樣,這是勞動人民。”這個童年片段給趙振川留下了深刻印象,也永遠記住了父親的教誨——要尊重勞動者。

  這也和趙望云的藝術思想是契合的。1933年2月12日到6月28日,《大公報》曾連載“趙望云旅行寫生”15輯,共130幅。這些作品將農村生活中的趕車、拾糞、討債、把草、曬太陽、燒磚瓦等情景真實地展現出來,把破產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的痛苦和落后貧窮的社會現象,以新聞形式暴露在國人眼前。

  此前,中國畫表現的主要是社會上層的審美,而在趙望云的筆下,開始出現普通人的生活,古典中國畫和生活現實緊密聯系。當時,趙望云也不過二十多歲,就走了這樣一條不被人看好的藝術道路,在今天看來仍是革命性的舉動。

  1949年5月20日,西安解放,趙振川和家人去西華門街口看解放軍進城,“他們頭上戴著柳條織成的草圈,老百姓去歡迎的人很多,很熱鬧”。

  不久,解放軍的領導就來看望趙望云一家,還送來了面和布,這下吃穿就都用不愁了。

  趙振川說:“一解放,反差好大。”

  為什么這么講?原來,1948年年底,趙望云剛剛從國民黨的監獄出來,受盡酷刑。因為1942年,在重慶,他給周恩來畫了一張《相馬圖》,這張畫掛在了王家坪毛澤東的會客室,后來轉戰陜北,畫沒帶走,被胡宗南看見,就落下了“通共”的罪名。

  入獄期間,趙振川跟著姐姐和徐庶之,去監獄探望過父親,“那是一個傍晚,刺刀明晃晃的,父親被從后面的小門押出來,跟我們見了面”。

  趙望云當時以畫勞苦大眾、反映社會現實聞名,早就在國民黨的“黑名單”上。新中國成立后,一切都是翻天覆地的變化。1949年6月,趙望云到北平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,回家的時候,嘴里哼唱的是“勝利的消息要傳開”,非常興奮。1950年,趙望云任西北文化部文物處處長,做了五六年文物的基礎工作。

  “現在說到父親,都知道他是畫家,其實他放下過畫筆,做了很多文物事業的基礎工作,很不容易。”趙振川說。

  敦煌莫高窟、西安碑林、甘肅炳靈寺石窟、半坡遺址……趙望云的工作幾乎涉及西北所有的重要歷史遺跡,文物界尊稱他為“西北文物事業的奠基人”。

  父親的這段工作履歷,讓趙振川有了一個特別的成長經歷——他是在碑林摸著石頭長大的。

  西安解放后不久,為了方便工作,趙望云全家就從糧道巷搬到了碑林居住——那是中國書法藝術的圣地。“唐玄宗《石臺孝經碑》、顏真卿《顏家廟碑》、僧懷仁集王羲之書的《大唐三藏圣教序碑》……就在我生活中。在那種環境里,我對文物、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親切感,也有敬畏感。后來,碑林建成了博物館,孩子們就再也沒有這種機會了。”

  聊到這里,趙望云似乎就和天下大部分父親一樣,沉迷工作,并沒有因為自己是畫家而對趙振川有什么特殊教育。趙振川的敘述也證實了這一點:“小時候沒有系統學畫,就常聽父親和朋友們聊天,他們不聊是非,只談藝術。要說藝術道路啟蒙,可能就是我早早地浸泡在了一個良好的文化氛圍中。”

  談老師石魯:要求學生能臨摹、能寫生、能下鄉、能轉化為筆墨

  1959年,趙振川初中畢業,人生出現了一次轉折,他被分配去學統計——那就去吧。政治經濟學、運籌學、會計學……“現在回想起來,還挺值得學,能得到看世界的另一種眼光”,他的大部分同學后來都供職于統計部門。

  然而,眼看快畢業了,卻遭遇了三年自然災害,學生老師都吃不飽,餓得臉都腫了。趙振川只能在大雁塔邊上放羊時,偷偷摘個玉米吃。1962年春,學校停辦,學生各回各家。

  半大小伙回家咋辦?這時,恰巧西安美協成立學員班,采用傳統的“師帶徒”方式教年輕人。當時有個傳統,父不教子,學藝的一般老子不教兒子,京劇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尚小云也沒教兒子,后來成為京劇表演藝術家的尚長榮,學的是花臉。所以,盡管趙望云也是學員班的老師,還是請了畫家石魯先生來教趙振川。

  石魯出生于1919年,15歲就考入成都東方美專,系統學習傳統繪畫,抗戰爆發后投身革命,經常背著自制的畫板為陜甘寧邊區的老百姓、小八路畫速寫。趙振川的人生就這樣出現了第二次轉折。1962年夏,身為畫家之子的他,終于開始正式學畫,而這一學,就到了今天。

  其實小時候,趙振川也畫畫,不過那是畫著玩兒,臨摹小人書上的淝水之戰,被大師兄黃胄看到,夸他“畫得還可以啊”,到了學員班,才算真正上道。學員班的學生不過數人,在西安美協的院兒里占用了一間屋子。就像古時候一樣,沒有什么教程和課本,但師傅領著徒弟的手,時時刻刻都在學。

  一進班,老師石魯就讓趙振川臨摹黃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圖》。年輕人并不理解這幅畫的內涵,也體會不到古人的情感,覺得很枯燥,但就是要這樣“一點一點往前拱”。“中國文化是個博大精深的體系,《富春山居圖》畫得潤極了,蒼潤,它的線條都是長披麻皴,這是中國畫用筆的重要方法,一波三折——一條線里波折出多個層面,不然怎能用幾條線就把富春山水畫得如此雍容?中國筆墨的魅力就在其中。”趙振川說。

  老師還強調畫速寫,“石魯先生對速寫的要求很嚴。速寫要求你能在瞬間把握對象的外貌、形態,甚至內心狀態”。年輕人臉皮薄,不敢站到人堆里,趙振川就經常站在大門口觀察——如果時光倒回半個多世紀,你一定能在西安鐘樓郵局的角落里看到他。

  除了臨摹、速寫,趙振川學畫的另一個訓練方式是下鄉寫生。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父親趙望云。時隔半個多世紀,他依然記得1963年,父親第一次帶著他去祁連山寫生。從蘭州到肅南,上祁連山,翻越當金山口,人跡罕至,只有魔鬼一樣的山體和柱子一樣的旋風,那種荒蠻感給年輕的趙振川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。

  “那時候年輕,沒有多少創作經驗,觀察和造型能力也不好,但就得鍛煉,云杉林、古松林,看到什么畫什么。”趙振川說,寫生有線條寫生和筆墨寫生,在現場畫的是線條,回來就得趕緊轉為筆墨——中國畫講究的是筆墨,這個轉化過程并不容易,中國畫界一直到前幾年都還在討論。

  那時候每年都要下鄉,趙振川從不放過跟著前輩畫家出去的機會。1963年,他到了渭南,畫了黃河邊的風景。“我現在都記得那些黃河邊的老村落,村口有大皂角樹,掛著一口大鐘。村里一有大事就敲鐘,村民就會聚到樹下。婦女們在田里鋤地,窮也擋不住愛美之心,頭上都戴著花花手帕,很好看……”趙振川說,“生活中美好的東西留在我心里,不去下鄉,不會知道這些。”

  長安畫派的老一輩畫家都非常注重生活寫生,而且他們都是以普通大眾的身份進入各自的生活中,在寫生時并不是為了確立自己“畫家”的身份認同,更不以畫家自居。

  回過頭來看當年所受的藝術教育,趙振川說:“一方面,我有機會跟著父親早早地到生活里去;另一方面,我得益于老師的‘親授’,這和在課堂里上大課不一樣,中國畫講究的是‘親授’。能臨摹、能寫生、能下鄉,能轉化為筆墨,這就是我的藝術之路。”

  “父親的創作思想是民間、樸實的,是反映生活的、天然流露式的創作;石魯先生有著從蘇聯到解放區的藝術經驗,更重視主題性創作。父親教我讀生活、重視生活;石魯先生教我巧妙構思、升華精神,兩者缺一不可。沒有生活的積淀,你談不上升華;沒有升華,你表現不出中國畫的張力。”趙振川說。

  然而,學了沒兩年,1964年,作為知識青年的趙振川就“徹底下鄉”了,插隊到了陜西隴縣李家河鄉普陀生產隊。這也是父親的決定,他對趙振川說:“你應該下鄉,下鄉就跟當年鬧革命一樣,而且對你畫畫有好處。”

  趙振川在農村一待七八年,苦活累活都干過,“現在回過頭看確實有好處——讓我對人生有更深刻的理解”。趙振川記得,村里人跟他講,如果在你前面放一堆金子和一個娃,你要哪個,“當時我想,得要金子啊,但村里人跟我說,要娃。后來我明白了,娃是能夠傳代的,這是仁者愛人啊。”

  干農活的間隙,趙振川抓緊時間畫速寫。當時生產隊長問他,“畫畫要緊還是吃飯要緊”,趙振川想了想,還是吃飯要緊,于是干活更賣力了。對有的人來說,記憶中的苦日子可能一輩子都是苦日子。但當趙振川笑著講述這些往事時,他已經成功地把當年的苦日子轉化為今天的財富。這種轉化,就像把線條轉化成筆墨。趙振川做到了。

  1971年,趙振川調入陜西省火線文工團,專門為三線建設服務,經常跑陜南的秦嶺大巴山。別人晚上演出下午休息,他就拿著速寫本出去畫畫。石魯是個很直接的老師,有一次,趙振川把速寫本交給他看,只得到了一句評價:“你這速寫不行,不能用。”

  “不管能用不能用,畫總是有好處,你老在生活里泡著呢。要做一個真正的畫家,就要有熱愛生活的初心。這方面,我還是一個比較單純的人,不把藝術當作敲門磚、當作謀取金錢和地位的手段。”趙振川說。

  談師兄黃胄:膽子極大、下筆最狠,一個充滿激情的藝術家

  趙望云有三個最得意的學生:黃胄、方濟眾、徐庶之。三個窮學生吃住都在老師家。黃胄比趙振川年長近20歲,趙振川出生時,黃胄已經住在他們位于糧道巷的家中。所以,他既算是趙振川的大師兄,又像父輩,“我一歲時,他還抱著我一起拍了張照片。那時候他還是個小兵張嘎一樣的年輕人,臉上的神情一看就是小伙子,還沒有后來的深沉。”

  趙振川記憶中的黃胄是一個“典型的藝術家”,充滿了激情和幽默。比如,學誰像誰,陜西話、廣東話、河南話、四川話,張口就來,只要他在,家里就充滿歡聲笑語。而且黃胄記性還特別好,電話號碼都能背出來,這個“本事”在畫家中絕無僅有。

  趙振川說:“黃胄的畫讓人覺得很爽,膽子極大,下筆最狠,這和人的心胸有關,成就一個人很多時候是天性使然。我受很多人影響,下筆的時候就會想到黃胄。”

  事實上,生活并沒有優待黃胄。他1925年出生于河北蠡縣梁家莊,那是一個偏僻的小村子。因為祖父是戲班的,黃胄小時候經常畫“戲子人”,但從來沒人教,全憑自己喜歡。初中上了一年,就因父親去世而輟學,黃胄為了學畫,流落到西安。

  黃胄是他給自己起的名字。那是在一次學校組織的體育比賽中,他獲得一面寫著“炎黃之胄”的錦旗,經語文老師解釋意思后,他決定要做有為的炎黃子孫。

  很多年以后,黃胄在北京創辦了中國第一座大型民辦藝術館——炎黃藝術館。那是后話,總之,17歲的他遇到趙望云時,還是一個流浪少年。

  1943年,黃胄拜趙望云為師學畫。據說當時趙望云一見黃胄和他的畫,興奮地到處跟人說:“今天遇到了一個小孩子,畫得非常好。我從不收學生,但是今天我收了他做學生。”

  黃胄在老師家一待就是5年多。趙望云特別寵愛這個聰明的學生,甚至比對自己親兒子還好。黃胄性格豪放,住在東廂房的一個房間,經常不疊被子不收拾屋子,畫筆揮起來還搞得滿屋子墨跡。趙望云一點兒也不生氣,還說:“學生是國家的人,理當多關心,而且我就是喜歡冒尖的,誰冒尖我喜歡誰。”

  趙振川回憶:“黃胄這老兄不修邊幅,充滿了意志,充滿了激情,在困難面前從不膽怯,是一個真正的勇士。他在繪畫上是一個勞動模范,一個早上要畫4張三開紙;甚至到病得一塌糊涂坐不起來了,他還在畫畫……”

  黃胄最大的特點就是巨大的寫生量,這也正是趙望云教給學生的藝術理念——在生活中寫生、從寫生中塑造個人風格。趙振川說:“黃胄之所以取得那么大成就,就和我父親要求他大量寫生有關。他的寫生量,一般學校里的學生達不到。那時候我們畫速寫,一畫畫半天,全神貫注,基礎非常扎實。”

  在趙振川看來,黃胄就是一個寫生成功的典范。趙望云的學生,旅行寫生是必修課。1944年,黃胄去了八百里秦川;1946年,去河南黃泛區寫生;1948年,又去新疆寫生,用了近3個月時間畫了大量民族風情的作品。秦川的帝王氣魄,新疆的民族風情,黃泛區的人民苦難,都成為黃胄筆下的一張張寫生。他看到了一個天大地大的世界,那將是他藝術生涯不竭的生命源泉。

  黃胄對自己的藝術道路有清醒的認識。1947年,他曾以梁葉子的筆名在《畫家與時代》一文中寫道:“要做一個新時代的畫家,只是會追求與開創自己的美的道路,只是自己吃飽了飯便忘了那些沒有吃飯的同胞是不夠的。他是應當和別的藝術一樣,永遠站在時代的前端,不是同樣地可視為時代的號角與黎明的曉鐘嗎?”

  1949年西安解放之后,黃胄參軍,到西北軍區從事美術工作,一直到1955年才回北京。大西北,那是成就趙望云的地方,現在又將成就黃胄。1941年,趙望云因為《抗戰畫刊》??I,馮玉祥將軍想為他安排一份政府的工作,趙望云沒有接受,而是選擇了北上西進,開始布衣畫家的生涯。他認為,能到祖國任何一個角落寫生都是很幸福的事情。黃胄追隨老師的腳步,也走向了大西北,多次到甘肅、青海、新疆等地寫生,僅1956年在和田就畫了近千幅。

  趙振川說:“黃胄能成就自己,還是因為他表現了生活。西北是一片藝術的沃土,他把一個題材畫到了死,增加了中國畫新的審美領域——表現少數民族。”也許,少數民族熱情奔放又無拘無束的生活正和黃胄豪放的性格不謀而合,當客觀的美與主觀的性情相契合,藝術將煥發出最本質的精氣神。(作者:蔣肖斌,系中國青年報記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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